相差27岁：宋庆龄不顾家人反对与孙中山“闪婚”

  1894年，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一岁多的宋庆龄，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可爱的女婴竟会在21年后，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，奔赴日本嫁给大她27岁的“革命之父”。

  1913年，孙中山发动武装讨袁的“二次革命”失败以后，被迫于逃亡日本。他在日本重新集结革命力量，组织中华革命党，准备发动讨袁的“三次革命”。这时，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正在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，宋庆龄刚从美国梅肯苇斯莱茵学院毕业，也来过东京看望父母亲。在这一期间的日常接触中，宋庆龄很仰慕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。1915年3月，孙中山将分居多年的卢氏夫人从澳门接到东京，经过协议，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后来，孙中山写信给宋庆龄，问她是否愿意来日本和他共同生活，并参加革命工作，宋庆龄欣然同意。1915年10月24日，宋庆龄到达东京，住在日本朋友头山满先生夫妇家。第二天（1915年10月25日），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律师和田瑞家举行了婚礼。他们委托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，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。

  关于这件事。宋庆龄自己有一个说明。那是她应外国友人白赛脱的提议，1921年4月28日为《字林西报》记者费金写的自述。其中说：

  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，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。

  我在家读书，一直到十二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，我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。我在中西女塾就读，直到我有了出洋留学的机会。在（美国）新泽西州和南部当了两年家庭教师之后，我进了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。南方人非常热情好客，我常常在许多有教养的人家中作客。这些家庭文雅与快乐的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  当我从学院毕业回国时，正处于国内二次革命的初期。我发现我父亲在日本政治避难，孙博士也在那里。从我父亲与孙博士的交谈中，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，因为袁世凯想阴谋推翻它。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，因为他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。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。革命事业似乎无望。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，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。

 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，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，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，非常痛切，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。我决定在美国攻读新闻学，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。我得到家父的同意，怀着这个目的，与家人一起回上海作一次游历。家父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，因此在其朋友的劝告下，回来请上海的专家看病。然而由于他身体虚弱，我不能再按计划回美国。

  随后我又开始在家学习中文。在此期间，我们见到家父的许多朋友，他们来往于上海与我们的东京总部之间。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，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。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，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，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，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，我就同意了。

  我完全明白，如果我家里知道我同意嫁给他，他们会强烈反对。出于宗教信仰，他们决不会赞同我嫁给一个离了婚的人。因为孙博士与前夫人已离婚，她是受过旧道德熏陶的女人，不喜欢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，她希望在中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。她不愿意跟随孙博士背井离乡过流亡生活，却按照中国的习俗劝他娶第二个妻子。孙博士不同意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国家，改造国人的家庭生活，于是他们离了婚。他们一致认为各自独立生活，离婚是唯一的办法。

  我明白我父母决不会答应我的婚事，所以我接受了不经他们同意而结婚的意见。这样，我在孙博士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及其女儿的陪伴下一起乘船去日本，1915年10月25日我与孙博士在日本的一个朋友家中结婚。（《宋庆龄书信集》上册，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版，第25-26页）

  他们结婚之后二十多天，1915年11月18日，宋庆龄写信给她的朋友阿莉，说：

  近日我非常心不在焉，我都怀疑我给你的信发出了没有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再匆匆数笔，告诉你我很担心、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我的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。当然我感到安定下来感受到家的气氛。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，我非常忙。我要为他答复书信，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。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，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，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。

  你在蒙特里特（北卡罗来纳）见到我时，你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。你想到了吗？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，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，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。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。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