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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评人袁智聪:采访Kraftwerk像“与神对话”

2014-09-13

袁智聪工作间右墙主要存放CD,地上也摞了一大堆碟,书桌虽小,五脏俱全,台式电脑、迷你音响、零星的碟片、植物盆栽、日历……书桌正对的窗台上也有一个小的CD架,架上立日本电音天团Denki Groove的Orange金色大碟,他还收藏着乐队成员石野卓球18年前给他的“特撮超人”名片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 走进袁智聪家,予我第一感觉是,一家三口在唱片“围堵”下生活,无论客厅或房间,基本上有柜子的地方,就有唱片。别以为他想听歌就能任意挑出 10 张,他说,唱片很少的时候可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,但多了以后就很头疼,选这张不是,那张也不是,干脆不听。“有时候很纠结,不是那么轻松的事!”现在工作时,他主要用电脑听歌,在房间工作也不想大费周章到厅里开唱盘。

  与其说采访书房,不如说采访碟房。工作间门口左墙几乎全被黑胶唱片占据,我估算了一下,至少约有近 3000 张,袁智聪说自己倒没数过,数了出来也没意思,家里放不下所有的碟,还有另一个仓库储藏。要数最珍贵的几张,他毫不犹豫地抽出 Kraftwerk(发电厂乐队)签名的黑胶《The Man Machine》、《Kraftwerk》和 Gary Numan 的《The Pleasure Principle》。且不论藏了多少张 Kraftwerk 的碟,写了多少他们的文章,从儿子 Florian 的英文名都取自乐队创始人 Florian Schneider,足见袁智聪对这个电音始祖的崇拜。难怪他 2008 年专访 Kraftwerk 灵魂人物 Ralf Hütter 后,形容自己是“与神对话”,要知道 Kraftwerk 并不热衷接受采访。乐队 2013 年 5 月初在香港举办 3D 演唱会,虽已第二次看 Kraftwerk 现场,袁智聪写道,仍然有“很幸福的感觉”,全场乐迷戴上现场派发的 3-D 眼镜面向他们朝圣,乐迷包括了新裤子、Carsick Cars、 重塑雕像的权利、后海大鲨鱼、刺猬、AV 大久保、B6 等国内最酷的乐队。

  访问当天,恰好太太 Irene 和儿子 Florian 都在家。1994 年,袁智聪和 Irene 一同创办《音乐殖民地》(MCB)。今年是《音乐殖民地》创刊 20 周年,也是停刊 10 周年。曾在唱片公司工作的 Irene 当时主要负责广告,她以前也很喜欢日本的 New Music,袁智聪说她办杂志很拼命,由于双周刊,他们两个星期才休息一次。不过,随着杂志的停办,Irene 后来转向了其他和音乐没有关系的行业,讲起当年办杂志的轶事,很多细节她依然记得很清楚,如 1999 年至 2000 年,他们在香港艺术中心策划过多达 20 场乐队演出,向 John Lennon、黄家驹致敬等,虽然中间经历过痛苦,她依然认为经营 MCB“好像在做梦一样”。

  而袁智聪目前主要的工作,就是写稿,他感叹这是最费时的工作,但现在撰稿方式和过去大为不同。以前写长稿,如《音乐殖民地》(MCB)三四千字的封面故事,他得大费周章,要是写发行过很多唱片的乐队,如 Sigur Rós,他得翻出乐队所有的唱片,复印音乐杂志中所有的采访,摊在桌面,在 A4 纸上鬼画符似的连接要点,他还买很多百科全书,按 A-Z 排好每个乐队的历史、出版的唱片。“以前写东西就是被所有资料围着写。”而现在全用电脑文件夹代替了。目前他主要为流行杂志、年轻人杂志写稿,如香港《新 Monday》、Artplus,内地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iweekly》(但我看到这个 iweekly 有登他文章的就是《周末画报》,可是袁自己说没有经常在《周末画报》写,而是在 iweekly)等,他也是本报音乐版的专栏作者。专栏稿图多字少,不用大费周折。

  除了写稿,袁智聪平日也接音乐项目策划工作,2013 年组织了香港“艺聚政府大楼”艺术展览活动的“乐聚政府大楼”音乐演出,与张铁志合作策划了“自由野艺术节”的音乐舞台演出,并经常在香港以 DJ 身份出现,如 Pacific UV 演出支持 DJ, 参与 Clockenflap 2013 Robot Stage、Detour 2013 电车 DJ 秀、“Hong Kong Babies 香港制造音乐派对”全黑胶唱片 DJ 专场等。除了音乐和演出,他一大爱好非登山莫属,社交网络上的登高望远图出现频率很高。

  B=《外滩画报》 Y=袁智聪

  B:你形容采访 Kraftwerk 的时候像“与神对话”,为什么这么崇拜他们?

  Y:他们对我影响最深。我最初喜欢的是 80 年代的电子音乐,那时候小,比较着眼于当时很现代的音乐,并没很多兴趣找以前的东西。但听了他们 1977 年的作品,我很震撼!疑惑的是为什么隔了这么长的时间。1977 年和 1983 年的音乐的差别并不大,所以“前卫”、“先锋”的意思,就是他们比其他人要早很多年做到,且这类音乐日后能扩展得很厉害。他们就令我开始听 60、70 年代的音乐,眼界开始拓宽,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。他们十多年没有出新唱片,不会经常接受访问这样的宣传工作,唱片公司安排了他们也不一定做。

  B:最近在听什么?看了什么演出?

  Y:最近听的有 Laibach 的《Spectre》, Carsick Cars 《3》, Beck 《Morning Phase》, Liars《Mess》, Joan as Police Woman 《The Classic》,Lo-Fang 《Blue Film》,Shit Robot 《We Got a Love》。演出看了“Washed Out ”,“Sgt。”, “Daughter”, “King Krule”, “Asgeir”。接下来看 “Caspian”, “tricot”, “ 甜梅号”。

  B:新乐队信息一般从哪里获得?

  Y:以前紧贴唱片出版来听,每个月都买 10 多份杂志,如 The Face 音乐版,有时候为了音乐版连时装杂志我也买。看到杂志介绍新乐队后,就去唱片店等进口货。现在就比较简单,在 Youtube 订阅几个媒体的账号,以前花钱买碟回来你也不见得喜欢,可能就扔一旁了。BBC 生力军选举 BBC Sound 的列表,点进去听即可。

  B:现在还会去哪里买碟?

  Y:Zoo Records 和 White Noise 。因为比较熟悉,如果他们网站写着有新唱片到货,我可以打个电话跟他们说先帮我留着。以前每个星期不去唱片店都不舒服,现在很多东西则过滤后才买。

  B:中国内地音乐选秀节目做得特别火,你认为是否压制了新的音乐创作?

  Y:我觉得会。尽管这些节目好像很有音乐性,但其实只是一场秀,没意思。他们强调演唱技巧,大家做的只是一回事。还有煽情成分,香港也有类似的节目,找了一些本地资深的音乐人做评委,他们可能会骂到那些参赛者哭,或者评判时很会演戏地去听这些人,做很多表情故作投入,我一向都不喜欢这些。我小时候看香港歌手新秀大赛,很正常的比赛啊,不会拍顾嘉辉坐在台下怎么流眼泪,评委也不会指着谁去批评。这些歌唱比赛和创意没什么关系,很多好的歌并非在于唱功如何厉害,而是音乐本身要有内涵。

  B:去年是黄家驹逝世二十年,内地媒体人王小峰、张晓舟和廖伟棠对于家驹的文章,你怎么看?

        Y:后两位文章就比较说得通。前者有点为了抨击而抨击,事实也有点歪曲,比如他说 Beyond 的歌曲流行是因为很浅白、朗朗上口,你听 Beatles 最红的歌都很容易上口啊!其实很多受欢迎的伟大乐队都这样,不会很古灵精怪、很抽象,否则就没有普及性了。王小峰说好多人把家驹神化,其实很正常,他这么短暂的人生做了这么惊艳的事,才会流传。如果一个音乐不怎么样的人很年轻就逝世了,大家也不会谈及,他生前已经有影响力存在。不过,王小峰提到家驹逝世之后被神化了,我觉得这个论点比较正确,并不是神化不神化,如果家驹没有去世,Beyond 地位可能没有那么伟大,就是发生了个传奇故事,当然每个人本身都有功劳在,才能有传奇性。

  B:对年轻一代,Beyond 的影响力还在吗?

  Y:应该还有的。所谓的音乐文化需要薪火相传,你留下了传奇性的东西,自然会有很多后人追随,现在也有很多人去听 60、70 年代的歌。香港的音乐传奇有断层,年轻一代喜欢听的乐队可能是 Rubber Band, Mr. 等。我之前帮青年中心做过一个交流活动,很多学生玩的都是这些乐队的音乐,这些就是他们现在的影响,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很自然会去听 Beyond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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